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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火柴产业的发展

来源 :网络 类别:民间艺术 浏览量:2105 更新日期:2016-03-12
中国最早使用的火柴,是由外国人作为向清朝嘉庆皇帝进贡的“珍品”而传入的,所以从前把火柴称为“洋火”。后来中国逐渐开始生产自己的火柴,中国的火柴行业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历程。

17世纪,德国金匠布郎特金在冶炼金属时,发现了易燃的磷,出售这个秘密他得到一千英镑。1677年,买到这个秘密的富翁回英国碰到科学家波义耳,终于制造出世界最早的火柴。18世纪末,在罗马又出现一支火柴,不是擦着的,火柴棒要泡在液体里才能引燃。1827年,英国药剂师发明摩擦火柴;1833年,瑞典先建立世界第一个火柴厂,但黄磷造的摩擦火柴容易自燃;1855年,改用赤磷,才生产出安全火柴。中国最早使用的火柴,是由外国人作为向清朝嘉庆皇帝进贡的“珍品”而传入的,所以从前把火柴称为“洋火”。这种奇妙的“洋火”,对于老百姓是一种奢侈品。在乡下人们多在灶堂内以草木灰盖着炭火的方法保留火种。击石取火也是一种生火的方法,即用燧石敲击小钢锉,以产生火花,火花点燃钢锉旁的纸绒而得到火种,这种“打火机”虽然费时费力,但一直到解放前夕仍有人使用。

甲午战争之后,日本火柴大量涌入中国。可以想像,没有火柴的年代,广州人要是点灯、做饭,再碰上岭南多雨的天气,不是麻烦透顶?那时的火绒箱是一个小箱子,装着烘乾的火绒(布或木屑),敲击燧石发出火花,才把火绒点着。

1879年(清光绪五年),我国第一家民族资本办的火柴厂——广东佛山巧明火柴厂创办,比声振全国的湖北“聚昌”和“盛昌”火柴公司还早15年。由旅居日本的华侨商人卫省轩,

卫省轩是肇庆人,青年时期,到日本留学,目睹当时的火柴从东洋输入,致令财源外流。于是决心学习火柴生产技术。回国后,看中佛山的工商条件,于1879年在文昌沙创办巧明火柴厂。巧明火柴厂初开办时,规模很小,全靠手工操作,工人多是水上居民。每天产量只有10多笠(每竹笠1200小盒)。卫省轩很能体谅工人,他允许工人携带年幼的子女入厂开工,也发火柴盒外工给工人加工,如今佛山家庭的前辈,许多人都向巧明火柴厂领料做过火柴盒。随后,巧明火柴厂业务扩大,迁到缸瓦栏(今中山路火车站附近),转用机器生产。

通过旅日广东同乡在神户开设的办庄,将日本的火柴盒片输回佛山,又以经销名义,专用一个或几个牌号,委托日本火柴厂代制火柴运回国内销售。甚至用高价购买日本火柴厂畅销的牌子,作为自己的商标(如“舞龙”和“舞狮”)去包销日本火柴。后来使用的商标有舞龙、舞狮、鲤鱼、发财、妹鹿、肥佛、猴鹿、光明、巧明、国货巧明等多种。

因生产技术落后,产量低而成本高,更因众多百姓还是用不上,故销路不广。同时国外主要是日本的火柴大量运到中国倾销,到了1908年,苦心经营近三十年的巧明终因亏本严重而宣告停业。

精巧的日本人立即要接过巧明。考虑到原巧明有长期客户,若由日人单独接管会引起不满,于是找一个日本华侨黄文山,好言相劝,各出一半股份,改名为“巧明光记火柴厂”。厂址亦迁至缸瓦栏(今中山路)重新开业。生产规模日斩扩大,大阪公益会社也不断增加驻资。

此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夕,中国人民的爱国思想日益浓厚,振兴国货,抵制洋货成为时代潮流。公益社的日本人却会“顺应潮流”,先把卫省轩的继子和侄子请过来,做推销和宣传;此外,原先巧明火柴盒印上的“振兴国货挽回利权”字样,在火柴盒上照印,对外宣传更强调“全是中国人的资本”。几年中,日本的股份从开始的一半增长为八成,循序渐进的计划得到成功。

羽毛丰满了,日本人开始要挤压广州地区其他的中国企业。当时,在火柴盒印上“振兴国货挽回利权”的还有七家厂,文明阁、太和、振兴、义和、老怡和、广中兴、华兴等,都叫舞龙牌,只是厂名不同。日本向清政府外交部交涉,说“舞龙”是公益社在两广向来的商标,其他不得享用;而七家小厂反驳说,日本并没有注册,大家也可以使用。虽然日本公使一定要清政府解决,但为维护本国企业的权益,清廷乾脆说:龙是国旗,以舞龙为商标与外国人无涉。日本人并不死心,加强技术改进,降价销售,几年间,几家中国小厂终于倒闭了。

民国初年,日资已占该厂股本80%。19世纪二十年代,瑞典火柴大量输入中国,我国民族资本火柴工业纷纷破产,最后连巧明也难于幸免,在1929年第二次宣告倒闭。后被该厂经理尹景年集资收购,并在广州芳村开办巧明公记火柴分厂。厂子仍在佛山,却在广州沙面秘密设置办事处,指挥佛山业务,也考虑在广州扩大发展。

1938年佛山巧明厂被日本侵略军炸毁,但广州巧明厂还继续生产,故长期以来巧明火柴仍是火柴市场的名牌。解放后,经过公私合营,以及火柴行业数度合并,巧明厂名依然存在,一直到“文革”后,才易名为广州火柴厂。★

一战时期,欧洲火柴大量减少。辛亥革命后,孙中山提出“实业救国”。在日本的中国侨胞见回国投资火柴利润很高,都想回来。20世纪20年代初,广州地区新增的厂就有十八家,如黄沙、芳村、河南,附近的盐步、新会、三水也有,投资最少的6万元,最多的40万元。到1919至1921年最盛的时候,不但远销全国,也销往南洋群岛、檀香山、小吕宋等。这些厂绝大多数还是请日本人当技术顾问,用日本原料。于是,为让中国厂家长期买日本进口的原材料,日本人动上歪心思,材料中除赤磷及牛皮胶为众所周知外,其余的对中国人保密,如造火柴头的氯酸钾,日文叫“盐酸加理”,但技师故意叫“盐酸”或“白药”,“白土泥”被称成“白玉粉”,“二氧化锰”称“万贯”,“三氧化二铁”称“弁并粉”之类。于是,中国厂家要到日本商行才能买到,有些材料如“红丹”(又叫“铅三氧四”),在今一德西路(当年叫安拦街,已拆)中国的厂制造的,日本洋行购回日本,略加修饰,改名“唐丹”,高价回中国销售。火柴头的配方是高度机密,全由日人控制。也有中国厂想尽千方百计,收买日人,如大益火柴厂老板,请在吉祥厂的一位雇工疏通,出了一千多银元,把方子弄到手,结果,他赚回了一间分厂。

旅美华侨在广州鸭墩关也有一家“兴亚火柴厂”,用的是美国机械、美国技术。每天生产180笠,只须熟练工100人,而日本厂生产同样数量要650人。然而,出人意料的是,日本最终却把美国技术的兴亚厂打败了。中国人感到好奇,纷纷到兴亚厂考察分析。原来,日本厂的柴枝是方的,一盒有100支;而兴亚厂的是圆的,一盒只有50到60支,加上美国盒大日本盒几乎三分之一,携带极为不便,百姓当然挑“抵食夹大件”的买。此外,兴亚厂投资了40万元,当时利息1分2厘,使成本大增。最重要的是,行规中规定买机器时要厂家定出机器包产的数量,达不到可以退货。而兴亚厂却“漏”了这一招,生产能力不达标,还不如乾脆买便宜得多的日本机器。经营三年,借银行的二十多万都亏了,倒闭时,只收回三到四成的成本。日本人又打了胜仗。

但日本人终于碰到强中手。1927年到1929年,广州市场来了一个超级产品———瑞典火柴。广州的同兴街,开了一家“英发祥”,老板叫邓沛如,门口的大招牌写着“代理瑞典火柴大王平价火柴”,他还对一些火柴代理商说:“瑞典的便宜火柴,准备在中国卖两年,赔它十来万。你们代理商趁早来代理,不然,将来中国的厂家倒闭,你们连饭碗也端不起了。”瑞典火柴果然在第一年就挤垮了七间中国的厂,也包括日本人开的“巧明”。广东的火柴业公会,马上印发5000份宣传材料———《广东火柴业惨受洋火柴压倒痛苦同胞书》,寄到南京各政府机关,以及全国各省火柴协会,导致了1929年全国火柴业代表到南京向政府请愿。虽然闹得轰轰烈烈,政府却没有具体行动。广东看不对头了,乾脆自想办法。调查中发现,洋货进口时,一次性交纳千分之七十五的海关税,以后就万事大吉。而中国的产品,除同样交海关税外,还有厘金税,成本就大于外国货。

广东政府成立一个本省的“火柴消费税局”,规定,本国和外国产品,一律在卖出时每笠交消费税2元大洋。其实,背后对本省的企业全部发还,使本省成本降下来。查验中,发现代理瑞典火柴的“英发祥”仅仅交了100罐消费税,马上到仓库去查,发现三天内曾运出150罐偷税的产品到各地,马上把邓沛如用铁锁链锁上带回消费税局,直至他补交并施以5倍罚款。这样一来,广东的火柴得以继续生产。到1931年,南京政府作出规定,凡外国火柴进入中国,一律征收40%的关税,而本国产品非但不加,还把铁路运费降两级,成本大大减低,广东的火柴消费税局也因此解散了。

广州“东山火柴厂”,成立于1919年冬。创办时是三个人:罗节若,罗定人,是美国地质学博士;陈达初,在英国学化学,教授;利耀峰,在农林试验场当化学技术员。三人的父亲都是好友。

东山大街(今江岭东街至瓦窑街)有家草席工厂,是罗节若父亲花几万元开的,被日货挤压停业了。罗节若决定用来做火柴,派陈达初找到学化学的利耀峰,说决心全部用中国机器、中国技术员来做火柴,抛开日本。利耀峰有些迟疑:“一角钱有十多盒火柴,做了有钱赚吗?”陈达初说:“广州地区火柴厂,每年利润都有十多万元的白银,我们搞得成,你想穷也穷不了啦!”

经过试验,利耀峰做出性能很好的双头火柴头,而且,也决定用中国木做火柴杆。用农林试验场的松木,试制效果不错。于是,罗氏兄弟入股三万元,陈达初一万,利耀峰没有钱,借罗500元,也算入了股。火柴厂建立后,罗是经理,陈为副经理,利是配药师,三人都是兼职。

开一家火柴厂,光是机器就有多种:刨柴枝机、铡柴枝机、盒片开坑机、铡盒片机、排柴枝机、齐柴枝机、隔柴枝机、浸石蜡机,还有对硫化锑、氧化锰、氯酸钾等处理的机器,设备也繁复,光入火柴的木盆就两千多个。首先要造出中国机器,但经验丰富的广州协同和机器厂、均和安机器厂,都没有做过。最后,河南新开的鸿昌机器厂和安昌机器厂答应试试,但要厂家提供图纸或模型。幸好,得到大益火柴厂襄助,拿出一套机器送到机器厂作样,也同意两家厂随时派人到自己厂去看。在先交一半费用后,两个月后,机器造出来了。★

为抢时间,机器未造出之前,已把火柴盒片分到各个家庭糊成盒子,还要刨柴枝、排柴枝等,为此每天付出120银元。机器造出之后,报纸也大力宣扬。一试用,令人大失所望,开始说好其每天生产量应达到日本的机器95%以上,开机才50%。其余的国产设备(其实是“土制设备”),产量也只是日本的一半。最惨的是,火柴在市面行销了一阵子就滞销了,原因是火柴枝不易着火,而且涂上赤磷的火柴纸容易划烂。到1920年底结算,广东每家厂都赚钱了,就东山火柴厂亏,每笠亏几角钱。

土制机器成为一场梦,股东大会后,决定追加二万五千元继续经营,这回购买了6套日本机器、日本柴枝,希望把本钱捞回来。本地的松木,老树的木质是不易燃的,幼木也没那么多;虽然上海的白杨柴枝不错,但加运费比日本还贵10%。这回,东山火柴厂只剩下技术人员是自己的。但厂子仍然亏损,1923年又借入4万元,负债达股本的60%。人们才知道,要自立,决不是有雄心壮志就万事大吉的,还要达到科学的高度,否则只能是一种空头幻想。1924年,总经理罗节若和副总经理陈达初相继离开,教书去了,剩下利耀峰一个人主持。他想,如果自己也不干,厂子立即倒闭,债务最多还一半。想来想去于心不甘,厂子改用了日本机器产量已大大提高,所以亏本,应是管理问题。他下死决心,把兼职改为全职,于是辞去在农林试验场干了15年、有100元月工资的化学技术员工作,全身投到火柴厂,每月领50元的工资。

学会与日本人打交道,是一门高深的学问。东山厂向日本购买的柴枝,规格原定为每根径3.3寸,重4两,每大包200斤。可是货到后每根只有3寸径,每包180斤。一交涉,说是惯例。利耀峰想,自己订货交了一笔费用,日本方如今偷工减料,于是提出,让日方减价。日方却支支吾吾,最后答应每包减3元3角。利耀峰想,每包24元,但少了30斤,应减3元6角,全部应减1万2千元。可是日方眼睛一瞪,说洋行交货历来如此,如你们不要,我们就给别的厂,以后也不和你们做生意。利耀峰脸一红,感到无比的愤怒,知道又在欺负我们,他大声叫道:“告诉你,限你们7天把货交齐。否则,我们将我们之间订的合约,制成电版,在广州、上海、天津、香港等地报纸上连登30天广告,拆穿你们的诡计。”这一招果然灵验,洋行的老板立即登门道歉,答应全部补回短斤缺两的部分。

东山火柴厂终于有了赢余,仅在1947年,就赢到26万港币。解放后,东山火柴厂更得到发展,1953年,利耀峰把保密了30年的火柴头配方献给国家,在全市各火柴厂立即得到应用,上海、青岛、福州、开封、西安等地火柴厂都无偿得到了广州的配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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